(前三段為《平凡的邪惡》書籍分析,最後一段為光復高中納粹扮演事件的事件分析)

 

若您以為本書意在警示「平凡如您身邊的人,也有邪惡的時候」,很可能心中的魔鬼正暗自竊喜,誠如本書所沿:「邪惡可能存在任何平凡無奇的人身上,也可能發自自己心裡。

 

當人在某一個時刻,內心湧現一絲邪惡,會意外的輕易釋然,然而多數人行使邪惡的時候,可能連自己也不會察覺那平凡的舉動即為邪惡之舉」。

 

如果忽略這一點,很可能自以為永遠不會成為邪惡的一員,而這恰巧就是二戰前多數人的心態。

 

艾希曼是誰?

審判一開始,這個解答很明確─艾希曼是負責驅逐尤太人的高官,驅逐的地點由他作主,可能是一片荒地,也可能是集中營。二戰末期,希特勒宣佈針對尤太人的處置,將以屠殺代替驅離,艾希曼是執行者之一,可他在審判中語出驚人:「屠殺尤太人這件事,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沒殺過尤太人,也沒殺過非尤太人。」

(註:本書中以「尤太」取代台灣常見的「猶太」翻譯,實因「猶」字從犬部,有野獸一般的蠻族之意,為早年某傳教士翻譯時刻意為之,表現對尤太族群的個人負面觀感,後來便有人以「尤太」一詞表示反對。)

 

人物簡介看到這裡,有些讀者或許能跨越時空與當時輿論站在一起,發出嫌惡的心內音:艾希曼是個極端反尤的、陰險邪惡的騙子,死到臨頭還毫無悔改之意,簡直惡入骨髓,該當賜以極刑,讓正義伸張,600萬人份無辜的骨肉血液才能從此在地下安眠。

 

可作者發現並非如此,他並非高高站在納粹帝國頂端的制裁者、邪惡中的佼佼者,甚至,艾希曼戲劇性的豪語背後,明確的凸顯出他的平凡:他只是「奉公守法」,勤勉完成自己的任務,也就是手不沾血地指示手下殺人,對於任務本身的內容並不甚在意,他在意的只有自己是否謹守法律而已,只有未遵守命令時,他才會感到良心不安。若真如此,最終的任務結果─大量尤太人的死亡,他就不該擔負檢方所想像的巨大的責任,同時也不是檢方(和當時眾人)所想像的,是個極端的反尤份子。隨著審判進行,「艾希曼是誰?」這個問題的解答在眾人眼中也逐漸曖昧,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分別代表最極端的兩派:

 

檢察官:曾經是權力很大的高官,現在是永遠不知悔改的罪犯。
辯護律師:雖然曾經是高官,但在希特勒底下,不過是個兢兢業業的普通士官,人微言輕。

 

那麼艾希曼到底是誰?解答需由不同視角、不同時地出發,尤其是在「納粹政府重新定義固有的價值標準」的情況下,過去與現在的解答大相逕庭。

 

 

安心的殺人、安樂的死─納粹的語言體系

就當時的情境而言,艾希曼所說「從沒殺過尤太人」在某種層面上來說是事實,因為在當時,令人不忍卒睹的字眼,諸如「屠殺」、「殘酷對待集中營成員」、「驅逐尤太人」等並不存在,都被以更「客觀」的字眼代替:

 

殘酷對待集中營成員→「管理」集中營
談滅絕營→「經濟」
毒氣殺人→一種「醫療方式」,讓人「安然而死」
看待殘忍事務的態度→「客觀」

 

因此在艾希曼心中,他確實曾經「管理」集中營,對其做出一番「經濟」的措舉,以一種「醫療方式」讓人「安然而死」,他沒有「「情緒化的」對猶太人抱以恨意並殺害他們,只是「冷酷強硬」的依法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當時社會與領袖都贊同的─處理猶太人。類似的概念轉化也發生在幫助納粹的猶太人族群(通常是猶太組織的領袖)中,有些人甚至與艾希曼使用相同字眼:只有「冷酷強硬」才能解決問題。

 

納粹的語言規則除了旨在安撫人心,還有一個更宏大的功能,也就是提供群體驅動力,讓眾人得以自願參與戰爭,至少不感到排斥:「這是德國人的命運之戰」(宣傳口號),這讓自欺欺人變得更容易,因為這個口號暗指:第一、這並非一場戰爭,第二、這是因命運而起,並非因德國而起的戰爭,第三、這是德國人的生死關頭,一定要消滅敵人,否則就會被敵人消滅。

 

因此當艾希曼在法庭上得意洋洋的陳述一些如今看來十分荒謬的證詞時,法官誤以為他是利用拙劣的謊言來掩飾內心不堪入耳的邪惡想法,但事實上他早已坦承不諱:他沒有高超的犯罪技巧與自我欺騙能力,他活在大德意志帝國充滿謊言的氛圍中,在這裡撒謊不僅稀鬆平常,且廣為接受。當謊言通行四方,茶餘飯後的閒談是謊言、與納粹交易的黑話是謊言、出賣鄰居後撫平自己內心的是謊言,殺人者不是殺人者、告發者不是告發者、殺人不是殺人、出賣也不是出賣,極權的世界一片祥和。人人都說謊,人人都是騙子的時候,也就等於沒有人是騙子,至於真實,那是在未來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出現的奢侈─只要這個念頭深入腦海,駕馭行動,那麼納粹和尤太人的分界便可能模糊起來,使為惡的魔掌各個相似,在希特勒啟唇下令之前,便紛紛蠢蠢欲動。

 

瞭解語言規則的差異後再來探討「艾希曼是誰?」的問題,便可以發現艾希曼的確曾經握有重權,但卻不如檢察官想像的不知悔改,因為他們對需要悔改的事件的想像完全不同:他不會為「人道處置尤太人」而悔改,但會為「沒有守法」悔改,前者在檢察官與現今大眾的眼中是「殺人」,後者則是「聽從殺人魔希特勒」。

 

良心、良心,獨立思考方能呼喚汝之名

本書出版後,許多猶太人認為作者對自己的猶太同胞過於苛刻無情,但作者在書中曾同意當時某些猶太人與納粹合作、不反抗納粹是無奈之舉,而且是納粹有意造成,他們以殺一儆百的方式讓反抗之後的存活者體驗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納粹這麼想看到受害者挫敗的樣子,不只出於虐待意圖,而是他們瞭解,這個機制能成功地在受害者上絞刑台前就予以毀滅...是奴役群眾的絕佳手段」─《我們走向死亡之日》

 

當時的反抗份子數量少到令人絕望,甚至當滅絕部隊如果想辭去工作很容易,且不會有任何嚴重懲處的時候,並沒有多少人這麼做。消極抵抗的人數稀少,更別提積極抗爭了,艾希曼提到當時公然抗命是神話:「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抗命,沒有人這樣做。」


在這種道德善良低靡的局勢下,還能保持良知的人們就十分令人驚艷,也值得我輩學習了。例如丹麥這個國家「上至國王,下至一般平民隨時都準備收容尤太人」,「如果要讓猶太人戴臂章,國王會先別上臂章」,如此直接表達納粹對尤太事務的意見除了可以直接保護猶太人,間接效果還包括使駐紮當地的德國官員反水,不再聽令於納粹。與之相比,「這個世紀是屬於極權政府的世界,他們不會允許對手亦充滿戲劇性的、偉大的烈士的姿態,為了忠於自己的信念而死去」之類的為自己的無力開脫的話語就顯得沒有說服力。作者認為即使八千萬名德國人犯了跟艾希曼相同的罪行,也不能以此為藉口開脫,我認為她也有告誡那八千萬名德國人的意味:

 

「假設,你之所以變成這個大屠殺組織中一個聽話的屠夫,完全出自壞運氣,但這不影響你執行、從而支持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因為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正如你支持並執行屠殺命令,拒絕與尤太人以及其他民族共同分享這個世界一樣─好像你和你的上司真有權決定誰應該或不應該在世界上存活─我們認為,沒有人,也就是說,全人類中沒有任何一個成員,願意和你共同分享這個世界。......這就是你必須被處死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無論是艾希曼或者在納粹的犯行上添力的任何人,很多時候並非無知,也不愚蠢,只是喪失思考能力。「這種與現實隔閡、麻木不仁的情況,是引發災難和浩劫的元凶,遠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性加總起來更可怕─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從耶路撒冷獲得的教訓。」

 

再現的不只是裝扮─2016年新竹市光復高中納粹事件

2016年,新竹市光復高中學生在校內的創意變裝活動上扮演納粹,主持人在學生進場時介紹道:「向希特勒敬禮,不然坦克壓過你們,把你們放進毒氣。」影片被po上PTT之後傳播開來引發熱議,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公開譴責,德國在台協會處長表示難以置信,總統府批評此事並讓教育部懲處光復高中,最後校長帶領師生道歉並得到諒解。

 

事後校方提出當時學生提交的完整介紹詞,內容如下:「納粹軍隊以紀律為名,忠誠為信念,卻變成殘暴軍團,並開啟世界大戰,希特勒確實存在過,納粹也確實做了可怕的行為,所以我們才要珍惜民主自由。」但明目張膽的致敬手勢,讓他們完全無法藉由「只是創意、沒有致敬」等理由開脫,也顯示出提交介紹詞的學生和審查介紹詞的校方都懂得何謂正當言詞(否則也不會公布介紹詞來幫自己辯解),但都無法察覺言詞之下的意涵,進而真誠的展現他們對納粹造成的惡行的無知與疏離,這和納粹當道時期「兩個語言規則」的世界局勢何其相似。

 

如果教育沒有在填空題之外讓學生瞭解「紀律」是指要「有效率的排除猶太人,執行起來必須冷酷強硬」;「忠誠」是指「對於希特勒的意向,忠誠的手下必須要有洞察的眼光,在他還沒開口前就完成指令才是最好的士兵,而對已下達的指令,則必須百依百順的執行─確切的執行法律是榮譽」;「民主自由」中也可能再現納粹的行為,那麼紀律、忠誠與民主自由等字詞其實毫無意義,更甚者,可以作為掩蓋無知的華麗外衣。

 

事後總統蔡英文道:
「我們的人權教育流於表面,因為我們輕忽了生活裡面的歧視跟偏見,
我們也沒有教導學生在自己國家迫害人權的歷史裡,學到真正的教訓。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反省,並且不要讓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但教育部卻撤回對光復高中的補助,此舉與其說是想加強教育,讓他們「學到真正的教訓」,更像是純粹懲罰的作為,如此不禁讓人質疑蔡英文總統的這番話是否本身便是流於表面?是不是瞭解「納粹是禁忌」的同時,只由「列強不喜歡,所以不該說」的層面理解「納粹是禁忌」,自己也不瞭解禁忌的緣由?到頭來也只是盲目奉行心裡那條「納粹是禁忌,不可不慎」的隱形法規而已,就像艾希曼說的「法律就是法律,法律不容許有例外」,列強默認的規則讓政府迅速扼殺掉光復高中造成的例外,但我們始終不理解規則的由來,因此諸如「為何政府幫著外國人對付自己人」等言論的出現並不奇怪,因為當人沒有站在總統或政府等位置的時候,就不會強烈感知到「列強默認的規則」,這種普世性的規則並不像希特勒主政時期的規則(以恐懼的形式)強烈烙印在各人心裡。

 

最後,光復高中學生的回應更是完美再現了艾希曼的靈魂(節錄三段):

 

我們沒有作錯,為什麼我們全校學生及老師要受到這樣的羞辱。」
「我們只是高中學生,沒有政治活動,沒有政治色彩,我們只知道在學校讀完高中三年,
我幹嘛要了解希特勒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憲法有規定我們不能這樣裝扮嗎?我想應該沒有,既然沒有我們就有變裝打扮的自己,我們要打扮誰是我們的自由。」

 

這三段常被後來的評論者忽略,但我卻認為相當關鍵,因為它們恰恰對應了艾希曼的審判中的態度:
艾希曼:「屠殺尤太人這件事,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沒殺過尤太人,也沒殺過非尤太人。」
漢娜鄂蘭:「只有未遵守命令時,他才會感到良心不安。」

 

當行為準則沒有明確規定時,學生自由發揮,而當眾人予以譴責時,七嘴八舌之下仍沒有給出一個明確規定的行為準則,讓他們有所依歸,導致學生的反應也很類似二戰後艾希曼的茫然:「我發現,從此沒人會領導我,我得單槍匹馬過日子,再也沒有人會向我下指令,再也收不到命令或指示,沒有任何條例可依循─換句話說,我從沒來沒這樣活過。

 

一個填空題,一則教條。當台灣人民對納粹的悲劇,甚至所有歷史知識只停留在教條式的理解,那我們永遠會需要依存規則而活,我們全盤信任規則的同時卻對規則的實質一無所知。對此,漢娜鄂蘭來自1963年的回應毫不過時:「這種與現實隔閡、麻木不仁的情況,是引發災難和浩劫的元凶,遠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性加總起來更可怕─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從耶路撒冷獲得的教訓。」如果我們不能理解教訓,那麼回應蔡英文總統的,就會是「我們每一個人都看似反省,但這樣的事情將會再次發生」。

 

新聞來源:
2016/12/27蘋果日報。「納粹事件」介紹詞曝光!原來學生被誤會了?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1227/1021505/

2016/12/29蘋果日報。蔡英文首度談納粹風波 「是我們大人的錯」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politics/realtime/20161229/1023519/

2016/12/26中時電子報。光復學生怒了 怒批總統不挺自家人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226000013-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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